摘要：国内外学界对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强度”展开了广泛讨论，然而它是否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人的间接关系及跨阶层找关系的现象，却少有人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分析城市中产阶层和农民工找关系获得子女入学机会的个案发现，利用间接关系获得资源的关键，并非是以往研究所指的“关系强度”，而是节点之间的“义务”和“回报期望”。同一阶层的间接关系易施加影响，人情链可延伸较长，而跨阶层（低阶层向高阶层）因“回报期望”过低，难以在高阶层继续延长人情链，除非有处于高阶层的“高义务节点”为其代理，其原理是用高“义务”弥补过低的“回报期望”。间接关系中节点参与交换的动力基于“义务”和“回报期望”两者的总和，其中一个过低，可以通过提高另一个来弥补。本文开辟了网络分析和交换理论相结合来解释中国人的关系的新路径，对网络分析和交换理论也做出了补充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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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国战后的国家重建问题是韦伯晚期国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威廉二世时代以来德国政治与文化问题构成的总体性困局背景下，韦伯的重建方案一方面关注政治层面的政体设计，同时也聚焦文化层面的道德重建：在政体设计问题上，韦伯力主德国选举制度的民主化，推行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同时在民主化的基础上相继主张议会民主制与民选总统制的政治设计；而在道德重建问题上，韦伯则希望借助具有美国俱乐部精神的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来重塑德国人真诚、自主以及追求日常生活之美的整体道德品格。政体设计与道德重建构成了韦伯战后国家重建设想中的双重变奏，并且在深层次意义上最终统合到以人的品格塑造为中心来引领德国的战后重建进程。虽然韦伯的重建方案在德国没有产生实践效果，但他从人的塑造层面来思考国家建设问题的路径依然闪耀着思想光辉，揭示了人的塑造在国家建设议题中的基础性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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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纵观18世纪60年代至1914年间英国崛起与称霸、一战至今美国崛起与称霸的基本轨迹，可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主要因素，除了经济与军事实力、文化“软实力”外，还包括教育、人才、科技因素，也包括政府管理效能、政治领导力因素。新时代要统筹好“两个大局”，必须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保持战略定力，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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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很荣幸拙作《天命观下中国早期家产官僚制的形成》能够在《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5期发表。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各位老师和匿名审稿人的真知灼见与辛勤付出，也感谢论文初稿在“第九届社会理论工作坊”（2020年7月11日）上宣读时给我们提供宝贵建议的肖瑛、彭亚平、李朔严等与会专家。我们借“作者手记”的机会，与大家分享本文的缘起、思路以及收获。由于本文有两位作者，本手记也分为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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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世界上认知症老年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面临认知症照护的巨大挑战。由于认知症照护的专业性、复杂性和高度依赖性，机构照护需求迅速提高，认知症老年人的机构护理员面临更多的压力，由“风险因素”和“保护性因素”所形塑的抗逆力特征影响着护理员的压力来源与应对策略。护理员与被照护老年人特征及其互动关系构成了内部压力，护理员与老年人家属之间的信任关系和机构管理成为两个重要的外部压力来源。个人特质、精神信念、行为策略和护理员的家庭支持，共同形成了压力的适应与应对策略。在机构照护的建构过程中，亟须反思“照护责任的女性化”，重构照护信任关系在抗逆力策略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为护理员建立起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缓解护理员压力并积极应对，是稳定护理员队伍、提高认知症老年人照护质量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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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童年暴力是在世界范围内严重困扰儿童身心健康的顽疾，但有关我国农村儿童暴力经历及其对心理健康影响的讨论非常有限。本文依托在我国8个省份开展的实证研究，在性别视角下对2409名农村男童与2534名农村女童的童年暴力议题进行针对性讨论，得出了三个结论：一是中国农村儿童遭受到了较为普遍的躯体和情感暴力，男童比女童遭受到更多的暴力行为；二是童年暴力风险会给中国农村儿童的心理健康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遭受童年暴力后女童比男童更容易出现抑郁情绪；三是良好的家庭关系能够有效抑制中国农村儿童的抑郁情绪，环境支持因素的作用则可能被高估，且男童与女童在心理伤害的修复过程中存在性别异质性。未来保护受暴力伤害儿童的社会政策应当在尊重性别差异的基础上逐步降低童年暴力的发生率，阻断童年暴力转化为儿童抑郁的途径，并注重提升现有心理康复机制的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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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广大居民群众生活在基层，居民群众诉求产生在基层，社会矛盾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所在。更好地联系服务群众，及时了解掌握居民群众的诉求呼声，组织带领居民群众妥善处理好各种矛盾问题，是新时代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工作。基层在国家治理总体格局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治国安邦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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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15年“数字中国”战略提出以来，各地方政府积极运用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有效提升了治理效能。2022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指出“要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统筹推进各行业各领域政务应用系统集约建设、互联互通、协同联动”，为当前各地数字政府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总体而言，本轮数字政府建设和公共部门数字化转型强调在整体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通过数据整合共享和数字技术的运用实现业务协同和整体性职能转变，也即整体智治。近年来，整体智治的模式和理念频繁出现在各省数字化发展政策中，如浙江省将“整体智治、唯实惟先”的现代政府作为数字政府的建设目标。同时整体智治这一术语也逐渐获得学术界更广泛的关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整体智治模式回应了公共部门中新兴技术应用与组织制度体系的关系这一公共行政学经典问题，另一方面则源于整体智治模式蕴含的协同效率、服务有效性、治理精准性等价值符合后新公共管理时代下对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关切。特别是，整体智治以提升治理有效性、创造公共价值为目标，在跨层级跨部门政府、民众、市场和社会等多元行动主体之间构建了新的链接和互动形态，推进了多元主体参与的价值共创（Value Co-creation）新模式。尽管当前研究已经关注到了以整体智治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与制度耦合新模式，并开始意识到其中蕴含的价值共创的可能性，但整体智治的哪些要素又是如何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到公共价值的共创之中？新兴技术是否以及如何改变了合作生产和价值共创的逻辑？这些根本性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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